中国的科学普及和知识文化（1949-1966）
王马克
研究目标
中国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社会,到今天全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膜顶崇拜，追求建立科学社会。 Wilson Keeley就曾在2007年提出中国正在成为下一个科技强国，这样的发展变化后面的动力是自1920年以来在关于中国的现代化话语中就普遍存在的观点，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模仿西方的现代化而追赶上西方，虽然这一观点在研究中并没有真正得到验证。这样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清末洋务运动文人阶层在西方的大炮轰击下提出中体西用，到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现代和科学紧密相连，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乘上现代科学以及进步思想三驾车，指导行为的知识都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但是这时对科学技术的推崇还只是限制在知识分子层面。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对科学的“迷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国共产党推崇科学和技术，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科学和技术能够提高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力以及在战争导致的物资短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解释进步和现代性，实现两者直至今天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上台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开始在工人和农民中普及科学，直到1966年中国陷入各种运动狂潮中。经过10年的折磨，中国社会疲惫不堪，千疮百孔。80年代的改革开放直至今日的经济腾飞，这中间真正普及科学的时间段只有1949年-66年以及80年代后这段时间。而这两段时间的科普重点各有不同，49年-66年科普的对象重点在工人和农民这样的本来远离科学技术的社会底层（虽然在 当时他们有国家新主人的地位），这里普及的是基础技术，解决的是吃饱肚子的问题。80年代后到今天科学普及的对象更是面向社会中上层，追求的是尖端技术，解决的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问题。在德国的一个农民可能不知道NASA代表的意思是什么，而中国全国人民包括田间老农虽然看病的钱可能还没有着落，但是却会为中国又发射了一颗神州X号无限欢悦。可见科普的时间虽短，但是科普的效果却是惊人。科学至上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人骨子里的一部分，基督教的思想已经深深烙印着欧洲人，虽然很多欧洲人都退出教会。中国怎样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贯彻科学至上的？特别是中国怎样在社会大众即非知识分子等普通百姓中灌输这种思想的？这个研究项目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把研究范围限定在1949年到1966年之间的科学普及和知识文化的转变，并进一步分析科学思想现代与 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
50、60年代中国认为现代化不只是知识精英的任务，而工农阶层是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为了贯彻这一思想，中国开始在曾经远离科学的工农阶层中普及科学思想和行为。50年代的科技革命中，中国没有盲目接受西方和苏联的现代化模式，而是要求农民和工人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技术创新，以科学性标榜新的技术和科技，然后把技术创新在全国推广，从而实现科普的目的。这次科技革命极大提高了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力，同时也对科学以及知识有了全新的理解，下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定义。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从政治出发点进行的科普活动，有各种机构和非机构的参与，导致本国和外国知识，传统和现代知识的冲突，最终也影响了科学和非科学的 定义。
本项目认为，为了全面理解科学话语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意义，我们不能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科学思想和科学行为的形成和作用。我们在此以1949年后中国农业现代化为例，从知识文化的角度试图研究科学的定义。知识文化理论研究的是集体在知识的形成存储以及传播中对待知识的行为方式和能力，认为知识源于历史，它随着时间迁移不断地被更新。知识的形成和传播是历史化的过程。我们以此为出发点，认为文化因素影响了知识的构成。
我们具体分析49-66年间科普活动，探讨它带来的知识社会意义的改变，以及对知识文化的直接影响。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欧洲独一无二爱尔兰根大学资料收藏的基础之上，包括关于中国思想史社会史技术史的书籍８７０００本和杂志１１万本，其中主要涉及的领域有农业（７５００本），技术（５０００本），自然科学（５０００本），包括杂志，技术书籍，农民的经验报告，连环图以及海报宣传画和影片等媒介。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容和话语，研究由个人和机构参与的知识形成，接受 应用过程，我们可以研究知识文化的范式转移，为我们在意识形态的研究角度以外打开一个全新的研究科普活动的视角。２００３年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口号，中国正在大踏步向成为下一个科技大国的目标奔跑。我们的研究目标在于呈现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普遍存在科学至上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探讨一个理想的科学社会的政治意义。
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
１９５０年中国以苏联现代化为模式，中国共产党继续以在一个新的人群中普及科技和科学知识为政治意识形态任务。作为政治统治的一种风格，１９４０年以来在全国开展的各种运动成为政治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的地位完全低于政治。但是在意识形态范围以外科普的一个效果，就是极大地转变了对科学和科学思想的 理解。对其社会和政治作用到目前为止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现存的对科学史和技术史的研究，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1954-2004) 和 Benjamin Elman (2005, 2006) 是以直至１９００年前现代中国为研究时间段，而且他们在研究中涉及社会政治层面。Amelung研究了晚清帝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史以及科学和技术史的书写。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科学史的研究只存在个别的论文(Bernstein和Li 2010, Fa-ti Fan 2007, Hu Danian 2005和Schneider 2003),他们主要是从思想史，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探讨问题。近期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除了Sigurdson １９７７年研究了中国农业的工业化问题以外，几乎不存在这方面的研究。但是Sigurdson的研究也没有具体研究传播科学的方式和特质。他１９８０年出 版的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从政治经济措施的角度研究了自１９８０年初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中国知识普及问题。Suttmeier 1980年研究了中国１９７８年以后科学和技术政治。Baark 1980年的论文第一次分析了1970年到1977年之间冶金学和电子技术手册的产生，发行和印刷版数，但是由于研究资料的贫瘠和令人质疑的假设，他的研究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Orleans 1980年在他的论文集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以１９７0年代末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大致概括了研究了中国在工业和农业中引进现代生产技术的经济状况和参与机构。鉴于当前最新的研究资 料，Broadbent 1980年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的修订。Jorgen Delman 1993和Hong Yu 1997做的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在杰出的领域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知识推广机构，指出当地官僚机关在农业创新中的中心角色。2001年Chan研究了大跃进期间官僚机构措施，但是他没有研究工农的角色。在这些研究中，知识的定义以及科普的特点和作用的研究，1949年之后知识文化的转变，即知识形成和推广 的参与主体，知识推广的目的和手段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知识和科学思想的传播和推广——项目研究的理论模式
50/60年代在中国普遍认为，普及科学和技术是建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在资产阶级科学专家丧失优越地位，无产阶级工农阶层翻身做国家新主人的情况下，中国当时认为更有必要普及科学技术。这里普及科学是一系列的社会活动过程，普及的意思是机关和非机关以大众简单易懂的文字形式或者以图画形式发行一系列的出版物，即以语言文字和社会行为推广科学知识。科学包括技术这里远远超越了学术界研究成果的范围。
根据知识社会学中传统的科学普及模式，科学普及意味着把学术认识呈现给大众和并在大众中推广（根据基础研究形式—— 应用研究-发展-应用Weiss 1979）。这种普及模式建立在知识的产生和接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的假定基础上。知识自上而下的普及方式是单向直线式的，知识的产生和接受之间没有反作用和相互作用。这里科学普及被理解为科学的大众化 (Hilgartner 1990)，对此在传统科学史中几乎完全被忽略。80年代开始，知识的形成和接受是两个分立过程的观点在学术界逐渐被知识的形成和接受相互作用这样的观点 取而代之。（Shinn/Whitley 1985; Pumfrey/Cooter 1994）。Shinn和 Whitley 称新的知识推广模式为“expository science”。普及被定义为为了推广以科学为基础的信息，无论是纯粹的认知，教育或者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信息，它们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以内以及以外进行的一系列方法和实践（„a sort of continuum of methods and practices utilized both within research and far beyond, for purposes of conveying science-based information, whether as pure cognition, pedagogy, or in term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Shinn/Whitley 1985: VIII)）。知识和科学由此没有社会和学科界限的辩证流动性。按照这种观点，知识和科学思想成为可流动的组成，他们的普及途径既从上至下也可以事从下至上的，相应的接受者改变对知识的认识。与旧的从上至下等级式的普及模式相比(参考Hilgartner 1990)，双向科学普及模式的出发点是知识的形成和推广是连续统一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主体参与进来，追求各自的目的。据此，概括说来知识普及包括构成知识有效传播前提的知识的推广，转换和重构。至今为止，社会学还没有为普及提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参考 Kretschmann 2003和Knight 2006), 我们的研究项目以中国为例尝试为普及下一个全面的定义。
我们在研究中把普及与相应的知识文化联系起来，兼顾知识的形成，储存和推广的社会语 境，为我们大胆的学术尝试铺垫成功之路。我们赞同Berger和Luckmann (1969/87) 知识社会学的观点，认为知识和现实是在社会中构建的。这个理论试图研究知识的起源和作用，同时解释日用常识以什么方式产生和推广的（这个理论在今天仍然有无限的潜力比较Endreß 2008）。与Mannheim 1970年尝试把哲学宗教的和政治社会的认知从意识形态的影响中隔离出来不同，他们研究的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形成和推广的知识对个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成为现实，也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秩序中知识怎样推广的。
知识社会学试图定义的不仅是科学性知识和意识形态即认知理论，思想史和观念史，也包括日用常识。Zittel在他近期著作中探讨了从社会构建角度出发的知识社会学的局限和理论问题。他注意到在科学史中的一个传统分歧，即社会因素（普及机构，推广形式以及科普受到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还是内在因素（如观念和定义）对知识的定义和知识的推广哪一个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已经画上句号。他赞成采用注释学的和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的普及，因为现存的社会构建主义提供的模式没有给与文化因素足够的重视。这样，科学史的研究知识普及不只是结构主义理论，还包括普及的作用影响以及其发生的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比较Landwehr 2002)。
由此，知识和科学思想不再主要是一种理论，而是特定的，地域性的，文化或者社会实践。知识具有了丰富的内涵，甚至是多元性的内涵。相应得，传统的知识定义标准（知识是真实的被检验的观点）也要被放置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本项目与 Zittel的观点一致，我们从知识文化的角度，而并不只是根据构建主义理论研究知识和科学思想的定义。我们利用收集资料，从媒体历史的角度，借助杂志，电影和海报，从日常应用的角度，借助技术手册和经验报告（以口述史为补充）研究中国49-66年之间的科普活动，以及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思维模式，范式转换以及科研机构的角色（这里的研究建立在 Ludwik Fleck, Thomas Kuhn, Pierre Bourdieu等人的理论基础上）。我们把农民和工人也当作科学和知识话语人，他们是当地专家，不仅能够速或者减缓科学技术的推广，而且也直接影响知识和科学思想的定义。从这种意义上，知识和科学的定义就不再只是意识形态问题，就像在关于中国科学的政治研究中普遍认为的那样(比较Sigurdson 1980, Simon和Goldman 1989, Ouyang 2003, Wilson和Keeley 2007)。
Up
研究计划
经对农业生产现代化的资料进行初步研究，我们看到中国的知识普及是由社会政治文化因素 共同参与的一个复杂过程，它的模式和传统的知识普及模式不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探讨并检验知识推广模式，研究知识形成，推广和接受的过程。如果知识被理解 为从话语和实践中形成的混合物，那么，概括来说这意味着知识的形成和普及具体有赖于政治社会权力团体的作用(Bauer 1980, Sigurdson 1980).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它很明确提出其政治目标是缩小脑力和体力工作之间的差别，把科学和技术普及到社会底层当中。
科普的政治作用在至今为止的研究中都被认为是建设社会主义和服务于共产党的统治地位 (Delman 1993)。毛泽东时期，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常被理解为反知识分子阶段(Huang 2008)，这个时期强调科学和科学思想的重要性似乎与时代旋律相矛盾。实际上，这个时期的科学的内涵完全不同，它从属于政治，除了在少数情况以外，也不具有自主性。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定位是世俗的救赎者，另外一个原因是50-60年代知识的社会和政治作用的深刻转变，不是科学家而是工人和农民应该带动技术创新。这样，社会底层与科技联系在一起，技术创新与生产劳动力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就已经存在。这里产生的问题是 要把部分很专业的知识推广给教育水平相对低下的阶层往往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50年代主要普及的是苏联的知识(Shen 2009)， 自1958年大跃进开始普及的知识发生转变，更倾向于普及源自工作实践的科技和进步(关于这个研究视角的政治作用参考Lee 1973, Chen 2001和Andreas 2009)。这样转变的原因一个是中国与苏联关系的决裂，中国弃绝苏联模式，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也看到科技在每一个村庄和每一个地区的发展，推广和应用都有自己的特点，当地生产迫切需要的知识有时并不存在。因此，支持当地的技术研究，然后再推广出去，就成为新的技术普及模式。这种源于实践的科学技术能够得到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实用性。
又红又专的农民被推到技术革新的前线，最终导致在大跃进之后的一段时间技术本土主义，技术专家被批评为低三下四，只会接受外国的理论，翻译外国的专业丛书，而不注重一线人员的具体经验，是民族虚无主义(参考Polanyi 1967，及其Nonaka/Krogh 2009)。这个批评显示出，中国当时的知识概念由不同的主体共同定义，他们对知识和非知识理解不一定相同。著名的例子是1958年成立的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大跃进期间他呼吁农民和工人为必要的技术革命提供创新思想(比较Cleverley 2000)。因为当时搞的很多运动多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我们的研究项目不深入研究运动本身，而是从认识论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1949-1966知识和科学的概念。
从认识论的角度， 我们研究的是什么形式的知识因为其进步性和科学性得以被定义为知识。当然在中国知识的定义首先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但是知识的定义经历了很大的变化。50年代中国共产党延续民国时代的做法(Nedostup 2009)，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迷信的运动。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对中国现代的意义还没有彻底解释清楚，理论上的讨论只是提供了初步的观点（比 较Bunge 1982, Hansson 1996, Shermer 1997, Friedlander 2000和Rupnow等2008）。就如对中兽医的研究显示，20年30年前一种认识可能还被定位为传统的迷信，而在20年30年之后由于这种认识得到普遍欢迎，它就可能会被定位为科学。可见科学与迷信和伪科学之间的界限不是纯理论问题，而是关于科学的科学性特点的问题。从认识论上给科学思想和科学行为下一个精确定义，至今仍然是学术空白。
从意识形态层面上，毫无疑问定义科学的标准在于它的应用与功用在现代化中能否带来进步，能否促进经济成长。初步研究显示，在社会主义国家，科学头上笼罩着安全性和可靠性这样神圣的光环，人们缺少以怀疑的眼光审视科学。这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在全世界开始反思是否该建立核电站的问题的同时，中国还能够坚定不移的上新的核电站项目。
这样，技术至上的统治在这些国家也不被理解为反面的乌托邦(Hua 2009, Matten 2010)。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马克思主义对各种以经验论为基础的批判更有免疫能力。他的历史哲学进步性建立在理智和道德双层基础上。他坚决反迷信和伪科学，把自己看作是世俗的救赎者。这样，现代化过程不再是不确定的，技术至上的统治傲慢也不再恐怖。这也反映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科学哲学讨论中(参考 郭沫若、艾思奇、杜润生、竺可桢、聂荣臻的论文等)。 这些讨论的特点是对技术和科学的深信不疑 (Du Runsheng 1959, Guo Moruo 1959, Ai Siqi 1965; 及其Ouyang 2003，Zhong和Chen 2008). 他们也表达了对部分科学家的政治可靠性的怀疑（与苏联类似）。
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如反右运动，百花运动以及大跃进等，在对科学机构从意识形态上进行批评的同时，中国官僚机构对科学和进步提出了自己的定义，虽然他们并没有清楚解释科学和进步之间的具体联系。大跃进期间的经典著作虽然强调50年代末技术革命的意识形态特点，但是在我们收集的资料中，特别是在农业杂志中，除了在一些引言中很少提到科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这里不清楚地是科学性得到普遍的重视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的，理智的还是其他的作用。只有在科普的意识形态动机以外才能衡量科学和技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实际信服力。我们通过两个模块进行研究。模块一研究知识科学以及相关的概念。整个研究建立在两个资料来源基础上。一个是我们收集的科普资料，包括农业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手册杂志电影，另一个爱尔兰根收集资料中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哲学的文章，对 其我们已经做了很详细的研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我们要谈探讨这些概念在政治话语中的作用以及毛泽东时期官方意识形态下对科学的理解，从而与模块2的 研究结果比较。
模块2着眼于从政治的角度研究科普活动对中国社会对科学理解的作用。这里研究的是，中国社会对科学思想和科学行为的理解是否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定义的科学概念不同，工人和农民对知识的形成和推广有什么建设性的贡献。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Schmalzer的部分研究项目，她研究科学种田以及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国际推广。她研究的口述史是我们收集的研究资料的重要补充。
模块1：毛泽东时代知识和科学的概念化
为了研究科普活动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第一步必须确定知识科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伪科学 迷信科学主义以及科学普及和科学技术的概念。在下面的科学和相关的概念严格从文化社会学的意义上理解的概念。它包括科学和日用常识，解释性和程序性知识， 知识和非知识。这些不同形式的知识被融入相应时间的文化中。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概念的话语和内容，研究它们的应用，探讨他们的作用。研 究的基础一个是从意识形态上讨论科学知识的理论资料，包括党文件、杂志、共产党的理论机构，另外一个是我们收集的直接面向科普对象科普材料，包括农业科学 技术领域的手册、杂志、电影以及宣传海报，特别从1949年到1966年出版的关于动物饲养农业机械化科学种植的出版物，他们是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科学普及 的重要媒介。我们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知识和科学怎样被概念化，国家和政党在这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即关于概念内涵一致性的问题），以及科学的意识形态化 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以科学为指导的社会，根据Stehr 和Grundmann的讲法它也可以被成为知识社会。
与欧洲的情况不同，中国的科学社会，把知识的对现代重要作用理解为社会责任而不是把科 学的研究与推广严格封闭在科研机构和官僚机构之内。在政治力量的导引下，专业知识不是被保密起来，而是要在公众中推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科学推广结构 上，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生产机构，如兽医站、拖拉机站、以及出现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新的职业，赤脚医生、兽医、拖拉机师、技师，以及动物饲养和植物培植人员 （参考Du Runsheng 1959）。
根据较新的社会学理论，职业化是专家促进并维护其自主性和主导性的手段，而中国的科学 普及的目标却是科学去职业化，如Clegg1986年讲的无产阶级化，从而使知识具有另外一种公众供应形式。这种行为对知识的概念化有直接的影响。可惜关 于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知识的研究还很不足。这意味着，科学和技术知识一方面具体指导行为，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没有任何应用。知识既可以是建设性也可以是破坏 性的，他是一种统治手段，能够制造社会现实。不同的知识形式和构成相互竞争。 与Lehmann 1981旧的知识不断被新的知识所代替的观点不同，在中国知识是双线的，既有传统知识也有现代知识，既有西方知识也有本土知识，他们相互竞争，Harry Collins 1985申称中国旧有的，经时间检验的知识的可靠性不容低估 。传统的，经检验的知识不一定就是负面的。
科学性知识的定义受到机构和社会的影响，日用常识性知识定义更多的是受到文化的影响， 它是在实践经验中形成的，往往比理论知识更容易理解，这两种形式的知识在通常情况下平行存在，不断切磋，重新组织（Toulmin 1972）. 允许知识多重概念是共产党的策略，借此把熟悉具体生产过程的农民和工人的技术革新一并纳入知识的范围。一个例子是50年代末重新引入传统中医和中兽医，作 为西医的补充(Matten 2011, Scheid 2002)。这里是以进步为名重新应用传统知识。类似的现象在动物饲养，防治害虫以及农业的机械化等领域也存在，对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知识和非知识的 定义对我们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对个体所位于的实际社会政治环境有深远的影响。要研究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体制是否以及在什么样的范围上推广非理智的关 于进步的唯心思想的理智化。在学术话语中，认为现代必能够带来进步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无限的乐观主义建立在一个马克思主 义和历史哲学总观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假设，工人和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深入的理解， 那么他们对技术的笃信的形成必另有原因。我们通过对直接面相工人和农民社会阶层的科学和科学思想普及资料我们通过对直接面相工人和农民社会阶层的科学和科 学思想普及资料（如杂志、手册、教材以及经验报告以及其他的媒介形式）的话语分析，试图找到答案。
模块2: 科学和科学思想的普及目的和方法
上海科学院的收集资料包括了全套的关于科普研究的重要杂志，《经济研究》（1955-1994）、《农业机械》（1966-71）、《遗传与育种》（1975-78）、《农业机械学报》（1957-2010）、《农村科学实 验》（1964-80）、《中国农业科学》（1960-80）、《农村科学》（1956-58）、《农业知识》（1951-83）、《农业技术》 （1957-68）, 后两者主要是以在农民中传播农业技术为重点。介绍科技和科学的一般性杂志包括《学科学》（1956-66）、《科学普及工作》（1951-58）、《科学大众》（1937-50）、《科学普及资料》（1972-74）和《科学画报》（1933-66）。另外我们的收集资料中还包括很多1950年初大量出版的至今没有被研究过的手册和教科书，他们对推广新知识有重要的作用。这些手册语 言通俗易懂，不以专业知识为前提，经常附有插图或技术图纸。比如在动物饲养领域有关于动物培育饲料，提高繁殖率，动物疾病的医治的手册（作为补充材料，在相关动物饲养的专著以及杂志如《农业知识》中有很多的农民的报告）。除了这些书面出版物以外， 流动展览、模范单位、收音机和报纸中关于科学的报道也很重要(关于学术杂志参考Cai Jianfeng和O’Keefe 1993). 另外一个在农民和工人中间推广应用技术的媒介是连环画和漫画。就像Seifert 2008、Landsberger2009与Liu 1993的研究已经详细证明了图画明确的政治特点。
不只在以巩固政治统治为目的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书籍中可以找到插图，就是在直接影响 工人和农民日常生活的杂志如《农业科学通讯》（1950-1959）中也附有插图。在我们的研究项目中对插画历史就它的图画潜力以及相应的普及目的，方法 的目的进行系统地研究。这里要关注的是大众科学网，地方科研中心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以及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技术传播机构。
通过对收集资料的系统性和有目的性的分析，我们以科学普及以及在科学普及的方法机构以 及参与者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科学普及的整体联系，普及的目的和方法，研究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传播技术能力以及新技术的接受和应用。在欧洲范围对科学和技术的普及的研究在过去的十年取得很大成果。在研究过程中，为阐述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中不同的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持续，科学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中的问题被有建设性地联系在一起。 Reichhelt 1989年Daum 1998年研究的科学在德国的普及，以及Uekoetter 2010年对德国近现代农业的研究，都是这个领域的杰出成果。与之相对应的关于中国整个知识文化转变过程的研究却不存在。
在我们的研究项目中我们利用我们的收集资料，通过话语分析探讨对农业生产和生产方式科学化的描述和科学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具体分析科普的推动主体、机制、形式和内容，哪个社会和政治机构具体负责科学传播，以及他们对知识和科学结构的有何影响，我们还要探讨人们通过科普活动希望带来什么样的进步，以及这样的期望有什么重要意义。最后我们要研究科普的效果，农民和工人对普及的新技术和新知识的态度，以探讨衡量农民和工人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的标准是什么。初步研究农业技术杂志显示，科普资料很大程度上没有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1950年翻译的苏联专业著作以外，只是在科普资料的前言和导论里偶尔会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普及科学和技术的必要性。工人和农民接受一种科学方法，看上去并不是因为某一种技术或者相信是一种进步的新方法从意识形态上更好，而是因为它带来实际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利用我们收集的生产组的报告以及应用新方法的企业和社区生产发展数据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个问题。早在70年代西方社会学者利用数据分析了中国农业的进步 (特别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作用，比较 Perkins 1969, Kuo 1972, Stavis 1975, 数据更新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92，另外有Xin Naiquan 2008)。我们研究的另外一个角度是至今为止还是学术处女地的科普运动中机构的连续性。
研究的中心论点
通过研究新科学思想和新知识在中国社会的普及过程，我们可以批评地审视技术和科学至上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虽然科普的目标并没有全部被实现，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科学话语巩固了自己政治统治的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农民和工人参与到科学 话语中，这使当地实践和文化因素也掺入科学的定义中。这样的科学定义并不总等同于关于科学的理论性的意识形态的定义。
我们的项目要研究对今天中国仍然有影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要研究谁掌握有对科学和非科学的定义权，定义的标准是什么。中国共产党自1990年末以来在反法轮功的过程中又一次引用迷信伪科学这样的理由(比较2002年以来中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同时在中国现在占卜术大肆复兴，以及传统中医的被科学化，学术界对此的观点也是百花齐放。这种情况下人们要问1949年以后对科学及其狭窄的定义在当前中国是否还有意义，是否应该从更广的意义上定义科学，把一些“迷信”也纳入为科学范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认知史而不是科学史）。另一方面，科普虽然被 中国共产党利用为其合法统治的证据，但是它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范围内的政治活动，科普必须还具有更强说服力，才能够真正贯彻下去。1950年对某些知识的普及理由是他们能够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提高两者意味着进步，而进步又意味着现代化的成功。在科普过程中国家通过它的各种机构如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及其他形式例如2002年设立全国科学普及日，全面参与进来，从这种意义上可以把科普理解为一种政治策略，但是科学普及的具体操作应该是更实际，非政治的。研究各种机构性和非机构性的科学普及主体的作用，可以使我们对当前现代化发展的角度和趋势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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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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